寻找贫民富翁

不过一年，中国慈善业体会到冰火两重天。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去年募得善款15.37亿，今年的募款指标只有1个亿——这家“5A级基金会”的筹款额度将比前一年缩水93％。

即便是1亿元的指标，“能不能完成还不好说。”该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在电话那头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他们的境况是中国大陆1400家慈善基金会的缩影。

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企业营收锐减，各处“裁员滚滚”。这让主要仰赖企业发善心的国内慈善机构，失去了大部分善款来源。

但在慈善业成熟的香港，乐施会的慈善之源则来自普通百姓，这些“贫民富翁”并没有因为经济危机的来临而减少他们的捐款。

慈善“过冬”，不同的慈善机构是不同的冷暖。

从15.37亿到1亿

2008年的中国慈善业曾突飞猛进，红基会是领头羊。

红基会官网在去年“5·12”期间曾因访问量暴增而瘫痪，捐助热线从早上7点到凌晨响个不停。“单位所有电话都成了捐助咨询热线，每天有上百个电话，我们接电话接到手软。”王汝鹏说。

大地震催生了捐款洪潮。红基会公布的年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该会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5.37亿元，成为中国年度筹款额度最高的基金会。

正当灾后重建筹款逐步展开时，经济危机的寒潮从西方袭来，王汝鹏很快感受到经济气温的陡降。

“谈好的一些合作项目突然没了下文；有的捐赠本来都要签协议了，企业突然说要撤回。”

新年伊始的工作会议上，王汝鹏在理事会上做报告时提了一个新的年度目标——2009年募款1亿元。

即便是这样一个指标，王汝鹏也承认“能不能完成还不好说”。“去年很多企业倾其所有捐了大笔款项，今年遇上经济萧条，不可能再这么捐下去。”

除了把完成募款指标的希望寄托在年内经济环境的好转上，王汝鹏对“惯性”也抱有一些信心。“我们基金会在08年的影响力、工作力度，可能会在今年的募捐上继续产生效果。”

和王汝鹏不同，操盘一家私募公益基金会的徐永光，则完全寄望于更多的企业注资来撑过寒冬。

作为中国公益界的名人，徐永光当年一手创办名噪一时的希望工程。2007年5月，上海南都集团经民政部批准创设“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延聘徐永光为基金会秘书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注册资金1亿元，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因此，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必须支出至少800万元。

为保持南都公益基金的本金充足，南都集团还另设一个2亿元的基金，每年为南都公益基金会捐款1000万元以作补充；理事会下设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运作基金会的本金，以保值增值。

“南都基金去年的投资不太好，资本运作出现亏空。”徐永光称。

相对公募基金，像南都这样的私募基金，与出资人自身的经营情况紧密关联。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出资人资金出现问题，私募基金会因政策限制又不能开展私募，那么等到本金耗尽后就只能关门了。

如果把内地的慈善业比作一座金字塔，无论从规模、影响力还是募款额度上看，红基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都处在塔尖，塔基下数以万计的草根NGO的生存状况更为堪忧。

熟悉这个圈子情况的徐永光预估，相对于去年，今年国内慈善机构在筹募额度上与去年相比至少要跌去50％，“只多不少”。

乐施会的“贫民富翁”

香港乐施会是另一番境遇。

虽然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乐施会的主要捐款者——“乐施之友”停止捐款的人数比前几个月要多15％左右，“但这还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日常运营”。乐施会香港部副总监萧美娟表示。

作为香港的民间慈善机构，乐施会主要从事扶贫。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它还在世界各地继续着1315个援助项目。萧美娟提及的这个“乐施之友”的专业募款项目，正是帮助乐施会度冬的“秘密武器”。

2007/08财年，香港乐施会总收入达2.23823亿港元，其中来自香港公众的捐款为1.99002亿港元，占比为89％；这其中，“乐施之友”就贡献了1.11825亿港元，这些捐款者有11万人，多是普通香港市民。

这11万市民加入“乐施之友”后，会和汇丰银行签订委托书，授权对方每个月固定将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定款项作为慈善捐款自动划拨到乐施会账号上，最低捐款额度是80港元。

一个捐款者从第一天加入“乐施之友”到最后一天退出，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登记——捐款——暂停捐款——终止捐款。乐施会内部有一支7人服务队，在这个周期的诸多节点上为捐款人提供特殊帮助。

随着每月开始定期捐款，服务队会通过通讯、信件、MSN、聚会、发布年报等方式与“乐施之友”保持日常联络，提供查询、更改资料等服务。“如果一个捐款者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三年，我们还会颁给他一个乐施之友证书，感谢他和我们一起对抗贫穷。”

当捐款人因个人原因，比如失业而停捐时，服务队会给他寄出一封感谢信。“有时候服务队员会打电话过去，鼓励他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萧美娟说，“这个方法很有效，往往在他重新找到工作后，会再次加入‘乐施之友’。”

从上一轮亚洲金融危机时算起，萧本人加入乐施会已超过10年。在她的记忆中，这种面向普通人的募款，自乐施会建立之初便实行，参与者从最初的3000多人发展到11万捐款大军。“有些人从读中学就开始捐，现在成家立业了还在捐，捐款超过20年的人有很多。”

这十余万定期捐款者，正是乐施会的“贫民富翁”，他们为过冬的乐施会提供持续的温暖，使得萧美娟不必像徐永光、王汝鹏那样忧虑。

“傍大款”与“平民慈善”

类似乐施会的募款模式在国际慈善机构中间被广为采用。相对于这种面向普通民众的“平民慈善”，内地慈善机构以大公司、大机构为主要捐款来源的模式被戏称为“傍大款”。

“我们主要从募款成效来考虑。”国内一家公募基金的负责人说，在他的基金会每年1个亿左右的募款中，企业捐款占到80％以上，“要保持捐款额度快速增长，只有依靠企业的大额捐款。”

这些依靠公司捐款的慈善机构，正和他们所依靠的“大款”一起感受寒冬。那些拿本金投入市场，靠回报做公益的机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更大。

“由于我们没有开发‘平民慈善’这座金山，内地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才非常不理想。”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

王振耀计算过，中国城市人口是5亿到6亿，只要每人每年捐100块钱，再加上富人、农村人口捐一部分，“全国一年随随便便500亿元没有问题”。

而现实是，以2006年的官方统计计算，当年中国慈善机构接受国内私人捐款不过30亿—40亿元，仅占当年中国GDP的万分之二左右；而这个数字在美国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在香港300多万就业人口中，每月捐款者加在一起大致有30万人，即每10个工作人口中就有一人是自动捐款者，捐的钱比纳的税还多。

但内地慈善机构要开发“平民慈善”这座金山，还有很多功课需要补。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目前内地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还仅限于“国字头”的几家，如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行业封闭和不充分竞争影响到这些机构的募捐能力。

“内地的公募基金会跟境外基金会比较，募款能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距。”徐永光说，包括一些影响力很大的公募基金会连专门的筹款部门都没有。

内地民众的慈善观念是另一个瓶颈。“普通人会认为慈善捐款是有钱人和政府干的事，不认为自己也有能力参与。”王汝鹏说。

但去年的汶川地震广泛地唤醒了个人的捐赠意识。民政部3月10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去年国内个人捐款约458亿元，占捐款总额的54%，首次超过企业捐款。这被有的内地慈善机构认为是试水“平民慈善”的好时机。

红基会的尝试始于2006年设立的“玉米爱心基金”，他们聘请李宇春为该基金的终身形象代言人，捐赠者正是李宇春的歌迷。“他们不是富翁，而是青年人和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今年3月10日李宇春过生日，我们又接到好几笔捐款。”王汝鹏说。

据介绍，这个致力于救助白血病儿童的基金会设立3年多，募款总计不过400多万，每一笔大多不到100块钱，“但这些粉丝去年、前年、今年李宇春生日都捐款，说明已经形成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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