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真正的困难可能正在到来

发布时间：2021-01-25 15:52:13 阅读：次来源：纸碗厂家

中国反腐真正的困难可能正在到来

中国反腐真正的困难可能正在到来，正如习近平所称反腐败正陷入胶着状态。

在经历了三十五年快速经济增长后，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从过去依赖出口和低端制造业渐渐转向以市场为主导，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　　同时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带来了包括环境治理、反腐败、培育创新产业等新现象，其中反腐败被认为是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表示中国这一轮的反腐行动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中国政府在打击腐败上的决心非常坚定。　　新一届党中央履新以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狠抓作风建设，用“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决心反腐败，两年来，已先后打掉100只“老虎”。　　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反腐败，并坚守阵地、巩固成果、深化拓展，打赢这场反腐攻坚战、持久战。　　日前，中纪委称2月份公款吃喝较1月上升了29.89%。这一方面虽然与2月份刚好过春节不无关系，但是也说明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仍禁而不绝。从数据看，2月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虽比1月有所下降，但仍然有551起。在所有9类问题中列第一位。查处量居高不下，一方面反映了监管渠道畅通，查处力度大；另一方面，从查处的案件情况来看“一把手”违规使用、公事途中私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陋习依然严重。1月查处248起，2月查处230起，两项合计仍居查处问题的第3位，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已成为“四风”顽疾。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居高不下。1月、2月共查处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508起。虽然这是新增的统计项目，却高居第2位，说明这一问题当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1、2月恰逢元旦春节，一些财政资金有结余的单位以发放福利的方式“突击花钱”，问题集中凸显。　　此前，有关军中巨贪谷俊山涉贪200亿、前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涉贪24亿的内部资料外泄。而前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据称贪腐共达74亿，习近平在谈到武长顺案时异常愤慨地说：(天津)有个武爷，天津的停车场都成他们家的了，无法无天……十八大后还这么疯狂，前所未闻。　　就目前的反腐败形势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继续深化推进反腐，并将其纳入制度化轨道，各级纪委、监察系统的改革已提上日程，反腐败国家立法也呼之欲出，财产公开制度进行了有限度的尝试，但无论如何反腐败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化水平不同程度有所提高。　　可能真正的困难正在到来，正如习近平所称反腐败正陷入胶着状态。　　但在今年两会期间，两种声音也对比鲜明：有人说北京60家五星级酒店经营状态不佳，与近两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加大反腐败力度等举措关系较大。而江西去年狠抓反腐倡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地区经济发展却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反而“全线飘红”。　　显然，把60家高端酒店业绩下滑归咎于反腐败，是徒费心力的，“反腐影响经济论”显然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曾有经济学家将腐败称作经济的“润滑剂”，称腐败能增进效率，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利用腐败来重新配置资源显然成本高昂，犹如饮鸩止渴，而真正的有识之士，会想到了从腐败产生的权力高效中寻找改革契机，让制度效率更阳光、透明，这也正是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反腐败的原因。　　反腐败已经从各个层面展开，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房地产的，中石油的，电力的，华润的，能源的，哪里有老虎，就在哪里里打。不可否认，如果高调强力度的反腐败，确实给腐败分子以强烈威慑。　　但腐败分子绝不会束手就擒，他们会建立防守联盟，进行绝地反击，甚至还会采用非常规手段进行隐蔽的或公开的抗拒，干扰反腐败视线，给反腐制造麻烦，设置路障。　　在反腐败运动中失势、获刑或者存在潜在危机的一方，是否会抱团，对中国现当政者作出反击，从郭文贵揭秘中已看出端倪，未来是否会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谁都无法预料。这也是对最高层政治驾驭能力的一大考验。　　在具体的办案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维护法治公平，统一量刑标准，确保所有涉贪官员在一个反腐尺度下接受法律制裁。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中情节特别严重者，都设置了死刑，而这两项罪加上滥用职权罪，是所有贪官几乎普适的罪项。　　相比较现行刑法对贪贿罪死刑最低起点的描述，10万与目前几乎所有高级官员的贪贿数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月19日新华社下属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一篇报道说，彭曙和胡浩龙在担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理管局下辖的国有企业单位董事长和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超过4000万元，并开创了单笔受贿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腐败记录。这两人在今年2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两人目前在进行上诉。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0日援引中国媒体的分析说，这篇报道连同今年全国两会(政协、人大年会)期间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的讲话，发出同一个信号——官方要对贪官首开杀戒，以祭反腐之旗。　　如若该案按其预期进行，那么无疑也是为其他贪腐案件树立了一个标杆。但对于像周永康、令计划等原高居要职的老虎级别的官员，以及像谷俊山、武长顺、刘铁男等涉案规模巨大者，如何定案，值得观察。如果从目前媒体公开的指控罪行以及贪腐数字来说，可说是罪无可逭。　　然而，对于某些案件来说，无疑如何善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不秉公执法，采取例外原则，势必将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也将损伤主政者形象。　　两难之下，何去何从，确实饱含悬念。　　有一种理论，说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腐败有功。这种理论已经风行了三十年，成为一些官员的座右铭。普通人的理解就是花钱能办事，不花钱就不能办事。　　对于官员们来说，如果不送钱，那么官员就会给企业和个人找麻烦，不花钱就把要办的事情无限度地拖延。现在反腐之后，官员为了保官保位，也就不敢名目张胆地捞钱收钱，但是官员也因此没了办事的内在动力。　　花钱办事，用公权谋私利，已经成为官员做事的基本行为方式，那些考公务员的人也绝不是为人民服务而考，而是看中了公务员隐形的福利，腐败利益。而一旦福利和腐败利益没有了，也就失去了考公务员的积极性。　　腐败与反腐败，用的都是同一机制，采取的都是同一手段，行的都是人治。反腐败就容易受制于腐败，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反腐败的官员进行蚕食，使反腐败的官员加入腐败的阵营。　　人们时而看到，具有监督权的人大代表腐败、负有反贪之责的反贪局长腐败、高调唱响反腐主旋律的宣传部长腐败、高举反腐利剑的法院院长腐败，反腐败的人成了腐败者。　　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反腐败的人也会腐败，一旦反腐败的人被别人抓住腐败的把柄，就会影响反腐败的公信力，动摇反腐败的正义性和根基，使反腐败中途夭折。　　公民会把反腐败当成权力内部斗争，是争权夺利，还有人会认为两只老虎打架目的是决定谁能把猪吃掉。人们对于腐败充满着不满和恨意，因为腐败最严重地破坏了公平正义。　　人们又对反腐充满着怀疑，认为反腐最后都会归于破产。这种既恨又怀疑的心态使得人们都采取看客心态，即反腐与我无关，但我可以以看热闹的方式看权力争斗。没有群众参与的反腐是失败的，权力争斗式反腐与群众参与式反腐也是失败的。　　尽管现在强调反腐是治标，治标为治本做准备，为治标赢得时间，但已经时不待我，反腐处在十面埋伏之中。如何放弃特权，放弃既得利益，如何走向政治清明，这还真成了一个大问题。

反腐帷幕开启“一天查处一个”节奏　　从全国两会闭幕的那一天起，国企反腐陡然提速。　　两会刚刚闭幕，中纪委就发布了央企“打虎”消息：一汽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建一、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3月份的最后一天，中纪委再宣布：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4月2日，中纪委官网发布中海油总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振芳被调查的消息。　　截至4月2日，在两会之后的18天时间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一共宣布了18位国企高管被查处的消息，纪检监察部门开启了“一天查处一个”的国企反腐节奏。　　而这只是帷幕刚刚拉开。　　国企反腐提速一天查处一个　　据人民网报道，3月初，中央巡视组陆续进驻国家电网、宝钢集团、中石油、中海油、中国移动等26家央企。　　中央巡视组进驻仅半个月之后，廖永远即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而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在这26家被巡视的央企中，中石油、中海油、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宝钢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均有高管被宣布查处，其中，国家电网4人，南方电网4人，中石油2人。　　中央巡视组如此高效，当然与巡视制度的不断完善密不可分。此轮巡视，采取了“一托二”的巡视形式，即每个巡视组每轮巡视两家央企。此外，巡视组的专业能力也大大增强，例如增加了10位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监事会主席担任巡视组副组长，并且每个巡视组配备两名审计人员。同时，中央巡视组的工作对症下药，指向明确，盯着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着力查找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等方面反映突出的具体事项。　　中央巡视组的工作得以迅速突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来自央企内部以及合作伙伴的大量举报。3月18日被宣布落马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旗下的中科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正璠在出事前便一直被内部人举报。　　在这些举报材料中，有持续多年并长期发布于网络的。以南方电网和中国联通为例，在中央巡视组进驻之前，便已有针对其高管的举报材料流传于网络；而据媒体报道称，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央企后，更是收到了大量的举报材料。　　已查处124名国企高管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至今，中央纪委网站共发布了124名国企高管被查处的信息。其中包括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一汽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建一，中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及王永春、李华林、温青山、王立新5名党组成员以及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崔健等。而未来究竟还会有多少“老虎”级别的央企高管落马，这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目前为止，从行业看，124名被查处的国企高管分布于能源、冶金、金融、传媒、汽车、运输、军工等多个行业，每个行业所占比例大致为能源领域25%，建设投资领域13%，通信12%，金融9%，运输8%，冶金7%，传媒5%，汽车5%，其他领域16%。　　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能源领域毫无意外地成为国企高管腐败的高发区。以中石油系统为例，在2013年至今的两年多里，先后有王永春、李华林、温青山、王立新和廖永远5名党组成员落马。去年底，中央第十二巡视组进驻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后，包括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神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文江在内的5位高管先后落马。而电力系统在此轮巡视的过程中成为腐败重灾区，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各有4名高管落马。　　在通信领域，中国联通网络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兼网络建设部原总经理张智江、中国联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总经理宗新华，也在去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后不久先后落马。某智库研究员王云辉刊文分析认为，对联通落马高管和被举报高管的调查，都指向更高别级的重要高管，专项巡查之后，对联通的反腐清查不会就此停止，甚至可能更加密集深入。而不只是针对中国联通的查处力度在加大，中国移动在十八大后也有5名高管落马。　　此外，在运输领域，南航去年底也创下了4位核心高管在一周内落马的纪录。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李家祥曾这样总结民航业的腐败现象：财、投、建、购领域成为民航腐败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且“一把手”发案比例高，内部串通，监守自盗，“一把手”勾结财务人员作案成为民航腐败的又一特点。　　集体腐败与花钱部门腐败多发　　这其中也有央企腐败的共性，例如内部串通的集体腐败即是国有企业腐败的一个共性。为避免一人决策的弊端，在国企的制度设计中，通常设计出相互制约的多人决策机制。在一项重大采购项目，需要采购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及企业负责人签字，若要发生腐败，则很有可能出现三人相互勾结的局面。这也就不难理解像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央企腐败窝案的频现。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律师王荣利对2012年被公开报道的107例国企高管腐败案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有24例是共同犯罪，平均每起案件涉及6.25人。　　国企腐败的案件中，还有一个显著特征：花钱的领域普遍比挣钱的领域更容易滋生腐败。　　以中国联通网络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兼网络建设部原总经理张智江为例，落马前，他主导了联通的3G网络建设以及4G网络的前期建设。据媒体统计，自2012年他接任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后，联通总共建设了23.9万个3G基站，而根据中国联通的官方估算，2013年其3G网络建设的总投资就达到244.4亿元。因长期主导这些花销巨大的基建和系统建设领域，张智江最终也因涉嫌腐败被调查。　　“剑指问题倒逼改革，从体制机制、监督管理上找原因，促进完善制度，细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参考”，这是新一轮巡视的新提法。找准问题之后，提出治本之策以求根治，这也是对未来巡视的更高要求。　　反腐出实招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了解到，在北京部分区县，填写表格“报告家底”的主体，已从中央规定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悄然“扩面”，拓展至科级干部。专家指出，很多重点单位、重要岗位的科级干部实际上手握“实权”，也易滋生腐败。将申报主体延伸到这些科级干部身上，对奠定反腐基础大有意义。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世界通用的反腐利器，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正式推出，中国制度反腐又见曙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官员财产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监督，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官员“晒财产”至今已经扩展至科级干部，让科级干部“报家底”，我国制度反腐又出一实招。　　科级干部虽然“官位”不算高，可一旦成为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其“腐蚀”程度也毫不逊色于“大老虎”。秦皇岛市城管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作为一名科级干部，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数额之大令人乍舌，被网友冠以“史上最贪科级干部”的头衔。“小官巨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蛀虫”若不铲除，苍天大树，蚍蜉可撼。专家指出，很多重点单位、重要岗位的科级干部实际上手握“实权”，容易滋生腐败。因此，让科级干部“报家底”，既能有效防止“小官巨腐”，又能减少“带病提拔”，整肃干部队伍。　　有的官员认为“报家底”是侵犯个人隐私权，能拖则拖，能瞒则瞒。但是，作为政府官员既然担任公职，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就要牺牲一些隐私权，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需要群众的监督。还有的官员在“报家底”之前早已把非法资产转移，与财产公示制度玩起了“躲猫猫”。因此，对官员财产的审查不能只停留在几张登记表格上，纪检部门对官员财产要全面了解、深入调查，坚持与反腐、反“四风”紧密结合，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解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瓶颈难题。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的腐化堕落是由最初的战战兢兢发展到后来的心安理得。不管官位高低，及时让官员“报家底”有助于防微杜渐，使其感受到戒尺在侧、悬剑在顶，从而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科级干部“报家底”已经试水，相信制度反腐还会再出实招。（中国经营网）

反腐布国际“天网”首战捉回两外逃贪官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公安部派出的联合缉捕工作组3月28日将潜逃老挝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成功押解回国。　　此役为公安部在反腐败囯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首个战果。　　公安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猎狐2015”专项行动作为“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将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　　“猎狐2015”启动背景　　公安部“猎狐”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人、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刘冬曾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2015年将继续对危害国家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特别是与腐败相关的案件，要给予重拳出击。　　回顾此前的“猎狐2014”，可谓是硕果累累。　　“猎狐2014”开始于2014年7月22日，在22日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指出，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半年后，2015年1月8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猎狐2014”专项行动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猎狐2014”行动期间，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加大劝返力度，开展对职务犯罪境外逃犯的缉捕工作。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并向纪检监察机关递交了自首书。　　王国强成为了猎狐行动开展以来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外逃官员。　　刘冬表示，“猎狐”行动是2015年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安机关将继续对那些危害国家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特别是与腐败相关的案件，将重拳出击。　　此外，刘冬还介绍，对于像涉嫌制售假币、合同诈骗、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及资本市场上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会予以高度关注和打击。　　“天网”行动悄然开启　　3月31日，公安部全面部署“猎狐2015”专项行动：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该行动于4月1日起至年底开展。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天网”行动由四个专项行动组成：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　　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抓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重点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他人跨境转移赃款等进行集中打击。　　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况进行清查处理，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有责任人员进行追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虽是四个专项行动组，但协调部门应该还是中纪委监察部，“协调若干部门，清理官员的假证、护照，那就是组织部门要牵头。要打击他们(外逃官员)洗钱、地下钱庄等就是银行部门牵头。”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工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任建明认为，“天网”行动是多部门合作的一个多管齐下的国际反腐行动。“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一个局面，过去各个部门各自为战，但反腐败国际合作挺复杂，需要的方面很多，所以形成这种合力，会使我们的工作更主动。”　　国际反腐如何布局　　目前来看，中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和引渡。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称《公约》)，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　　在2014年11月份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北京反腐败宣言》(下称《宣言》)通过，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也同时成立。　　在任建明看来，《宣言》和《公约》看着都不错，但比较难用。　　由于各国法律及司法制度具有差异性，境外追赃的知识性、专业性和国际性都较强，导致海外追赃的成本和难度增加，最高检方面曾透露，我国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虽取得一些成效，但国际追赃方面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任建明解释，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国家体系，国家拥有主权，所以大部分国家的权力由本国说了算，即使有些国家签署了地区或者全球《公约》，但都有保留条款，保留条款就不适用。　　在四种海外追逃的方式中，任建明最看好引渡，“当然我觉得最主要应该去做的就是，比如说跟美国这样的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不仅会使中美之间的合作更加顺畅，也会对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任建明建议应开展其他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比如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追逃外逃贪腐官员。　　“我国现在也在探讨一些比较特殊的渠道，比如在美国委托他们的律师团队，通过法律的诉讼来追赃，也是一个办法。”任建明说，我们自己也有渠道，比如说劝返，通过劝说外逃腐败分子的家人、过去的同事、上级领导等，这个过去有一定的成效。　　任建明还建议，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要练“内功”，让我们的法治水准达到人家的认可程度。“引渡一个人回来能不能得到公正审判，如果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这个工作就很难，所以我们在苦练内功的基础上，要把这些难点克服，法治要提升、要改进。”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国际反腐工作，任建明表示，总的来说，十八大之后我们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加进取、开放、主动。“应该说打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应该借这个有利的时机多做一些工作。”（第一财经日报）

反腐风暴减负担民间投资唱主角　　民营企业“新常态”　　“中国民营经济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3月27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民营企业家圆桌”分论坛上，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如是说。　　具体来讲，2015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油价与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极大利好。与此同时，国内货币政策宽松，央行连续降准降息，金融改革也使得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加快。此外，垄断行业开始向民资开放，2014年年末首批5家民营银行已经完成批筹，其中1家已经批准开业。再加上政府大力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种种变化对民营企业来讲无疑都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不过，在与会众多企业家看来，机会虽然很多，但问题也仍然存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董事长、原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表示，未来政府还是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减少行政审批。　　大有所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大力反腐，使得民营企业的负担减轻很多。陪人吃饭的情况少了，陪人洗澡的情况也少了，就连给人家的红包都少了。”保育钧说。　　他表示，过去几十年，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政策，今天扶持一下，明天照顾一下，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大变化就是从靠政策转变为靠制度。　　“现在很多人找我，问我是否认识某某部委的领导，请我帮忙办事。但是，在反腐风暴的压力下，发改委价格司、能源局的官员基本上都抓完了。这种情况下，任何官员也不敢受人之托、帮人办事了。民营企业就要靠自己，彻底断了‘靠与权力拉近乎，获得一些超额利润’的念头。”保育钧说，未来，企业一定要依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取胜。　　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民间投资唱主角的时代到来了。今年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3.4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就达到2万多亿元。保育钧表示，这就是李克强总理说的“民间创业”。未来，民间投资至少会在投资总额中占比70%以上。　　冠捷科技董事长宣建生也讲了25年前，自己在福建投资建厂时与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一些往事。他说，习近平那时很年轻，也很自信，每次来都问企业有什么困难。当时国内的银行需要企业有固定资产才能给贷款，习近平就为企业介绍银行，最终帮助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　　当时，宣建生介绍了他们的客户——西门子来大陆合作，但西门子进来以后，要想内销必须找一家当地的企业来合作。为了此事，习近平专程赶赴当时的电子工业部，找到时任部长胡启立，最终将此问题解决，此举令宣建生非常感动。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未来，企业肯定大有作为，特别是国际市场打开以后，需求会越来越大。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大，企业“走出去”也将更有底气。　　“关键是，企业自身要有足够的竞争力，有特色，服务要到位，要能满足不断变化、提升的需求。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持续做下去，不能光想着‘挣快钱’，要有一颗‘平常心’。”蒋锡培说。　　仍需改革　　保育钧表示，虽然反腐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为官不为。　　“不腐败了，也不干活了。原来承诺的一些政策都没有了，也没人去管，而民营企业则等不起、熬不过。”保育钧说，现在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是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希望这个过渡期越短越好。　　另外，虽然中央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但落实仍然存在问题，仍旧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例如，高层虽然表态进行税收减免了，但基层就是不给减，耗着你。　　廖晓淇也表示，虽然这些年来通过不断的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已经比过去大大减少，但他认为还是不够，仍然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廖晓淇曾经在商务部工作。他表示，如今外贸之所以发展得如火如荼，正是因为当年商务部逐渐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限制，为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创造了条件。所以，要想深化改革，第一要务仍应该是大力减少行政审批。　　同时，审批还应该限定时间期限，例如30天内必须批完，否则就视同同意。　　此外，还有的企业希望进一步破除垄断。一位来自上海的从事石油相关业务的企业家表示，他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和北美都有投资项目，但是在国内却没有一个“干活的地方”。他希望国内的三桶油能够把一些资产开放出来，让民营企业能有机会参与。　　提到海外投资，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最大的感触就是，“走出去”一定要实业与金融机构同时进行。过去，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布局、网点比产业走得慢，支持作用有限。如果这条腿跟不上，实业走出去也将面临很大难度。　　他还表示，如今，政府鼓励创业、创新，但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在中国，很多企业还是希望“速成”，把别人的创新成果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就形成了恶性竞争，最终使得所有的产品都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中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必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企业才会有创新的动力。（华夏时报）